他们都是周恩来放飞的红色“风筝”，唯有信仰牵系才能高飞（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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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作家文摘·20周年珍藏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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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播剧《风筝》大结局的最后，荧屏上出现11张照片，剧组向潘汉年、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、张露萍、阎宝航、陈琏、熊向晖、朱枫、沈安娜、黄慕兰这11位我党历史上杰出的情报人员致敬。主演柳云龙就表示：“风筝”并不是一个具体历史人物，他是一群奋斗在我党情报前线特工的缩影，代表的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。唯有信仰牵系，风筝才能高飞。而系住风筝的那根信仰“线”，又是怎样织就？
■ 李克农：在毛主席房间发现炸弹
李克农
他不是前线带兵打仗的将军，但却以高超的智谋、过人的精力和缜密的部署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在秘密战线上，成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，被誉为“中共秘密战线豪杰”。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说他是“中国的大特务，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”。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情势仍不容乐观。有资料显示，在当时的北平城内，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，职业特务达8500多人。
1949年2月，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。按计划，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。然而，若不铲除这些特务、间谍组织，就不能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。
面对复杂局面，李克农首先清晰地分析了敌人的心理。他认为，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，城中的敌特早已如惊弓之鸟，遂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，然后顺藤摸瓜，将暗藏的敌特一网打尽。李克农命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，开展对国民党各系统特务分子的秘密自首登记工作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前来自首登记的特务达2000多人。随后，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，展开大搜捕。北平城的状况有了明显好转。
尽管肃特工作成效显著，但仍有不少敌特人员潜伏在城内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暂时住在香山。在征得中央同意后，李克农就和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一起赶往香山双清别墅，亲自检查毛泽东住所。
1938年，李克农、叶剑英接受美国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救护车
凌晨两点，获悉毛泽东已经出发前来的消息，他吩咐便衣队队长到毛泽东下车处进行保卫工作，自己留在别墅和战士们一起进行最后一次彻底清查。就在此时，李克农接到警卫战士一个惊人报告：在预备给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一角，发现一枚炸弹！
按说，双清别墅有哨兵日夜看守，事先曾多次进行排查，应该是滴水不漏的。只是李克农心细，才让战士们进行最后一次检查，没想到真的出了问题。面对炸弹，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李克农大吼一声：“愣着干嘛！”大家很快回过神来，对中央首长的住处再次进行了全面检查。45分钟后，确信没有其他隐患后，毛泽东等人才进入各自房间。当年6月份，领导人搬进城里办公。但毛泽东依然对香山情有独钟，他白天在中南海，夜里仍回双清别墅休息。
对于发现的那枚炸弹，当时却一直没能破案。后来从一个被抓获的特务口中，李克农才了解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，香山上的一个老尼姑是国民党特务，炸弹就是她搞的鬼。可是，在警戒森严的双清别墅，她是如何进入毛泽东住处并放置炸弹的，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为此，李克农愧疚了很久。
■ 最传奇特工袁殊：“东方佐尔格”竟“同侍五主”
袁殊
14年情报生涯里，他周旋于中共中央特科、国民党CC系秘密团体“干社”、军统、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、日本特务机关、汪伪政权等多个舞台，其中，中共特工是其最隐蔽也是最核心的身份。他常对人说，“当时我们好像是演戏，幕后指挥的是潘汉年、王子春，台上演戏的是我，只要戏演好了，羞辱是个人的，算不了什么！”
正式成为中共党员之前，袁殊是活跃于上海文坛“狂飙社”的积极分子，他写剧本、演话剧、负责对外联络，因此结识了楼适夷、潘梓年、潘汉年等人。
1929年底，18岁的袁殊东渡日本求学。回国后他成为中共领导的“中国文化同盟总会”的常务理事，负责通联工作。九一八事变后不久，潘汉年和王子春秘密介绍袁殊入党。当时的中共特科刚经历顾顺章叛变的重创，改组后急需新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系统。
在王子春的指导下，20岁的袁殊（改名袁逍逸）迅速掌握特工所需基本技能。经表兄贾伯涛（黄埔一期生）介绍，袁殊结识了同乡、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，并在其成立的CC系“干社”中任情报股股长，很快又被吴介绍到“新声通讯社”当记者。
“新声通讯社”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，袁殊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很多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士，其中就有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。两人时常一起吃饭，很快就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。就这样，袁殊成为共产党、国民党CC系、日本外务省三重间谍。
1935年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，袁殊一度与之失联，机缘巧合下，袁殊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搭上线，成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，却因远东情报局负责人被军统逮捕暴露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。在军统的审讯下，袁殊供出了著名左翼学者、中共党员夏衍和左翼电影明星王莹。前者在赴约途中发现事有蹊跷，紧急躲避他处；后者虽被逮捕，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迫于舆论压力被释放。
在武汉反省院受刑8个月后，袁殊想重回共产党的怀抱，被潘汉年拒绝，潘选择暂时观察袁殊一段时间。为避风头，袁殊再赴日本留学。当时，袁殊的“好朋友”岩井英一已回日本工作，在其安排下袁殊认识了一大批日本的政界人士。1937年，中日关系日趋紧张，回国前，袁殊冒险买下了十几张详细记载日驻军及兵力部署的日本地图，作为再入中共的“献礼”。
当年6月，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，恢复了与袁殊的情报工作关系，袁殊成为潘汉年单线联系的直属情报员。
袁殊与日本的关系也被军统掌门戴笠看中。1937年9月，戴笠由杜月笙介绍找到袁殊，要求他加入军统上海站情报部门，此议正中潘汉年下怀，袁殊因此进入军统。戴笠对他的要求很简单，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，二是坚持留在上海。1938年2月，岩井英一重回上海，与袁殊恢复情报关系，在其组建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里，袁殊为情报员，负责将中文情报翻译成日文。
袁殊（右）平反后来到潘汉年的故乡
通过各种关系，袁殊将截获的日本情报首先报给潘汉年，然后有选择地汇报给军统。在军统工作期间，袁殊干了三件大事：一是淞沪抗战期间化装成日本学生的模样，深入日本阵地，获取日本兵力调动、军车往返路线等军事情报；二是以军统少将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，于上海沦陷后组织刺杀活动，对象为日军高官和汉奸；三是引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。
为将袁殊纳入自己势力范围，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了“兴亚建国运动本部”，利用新党掣肘汪伪势力。袁殊曾就此咨询过潘汉年，潘觉得这是一次获取日本情报的绝佳机会，建议其答应。本部成立后对外称“岩井公馆”，表面上是享受日本外务省津贴和受其支配的汉奸组织，实际上，围绕在袁殊周围的，是一大帮中共情报人员。由于经费充足，袁殊每月从中拨出一笔钱送交潘汉年，供中共地下党使用。
1940年在汪伪施压下，岩井英一被迫解散“兴亚建国运动本部”，作为妥协，汪精卫给了袁殊一个“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”的虚衔，袁殊没有理会。1941年下半年，汪再次找到袁殊，袁殊决定以此为契机打入汪伪政府，于10月任伪江苏省教育厅长，一干就是四年。其间，他利用职务之便，营救了不少新四军和抗日人员。他在潜伏期间打听的情报，都设法及时报告给了潘汉年。
抗战胜利后，袁殊终于卸下伪装面具，回到解放区。考虑到他之前的种种经历，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为其改名为曾达斋。
1955年，袁殊受潘汉年案牵连，被捕入狱20年。1982年获平反，5年后病逝于北京，享年76岁。
■ 朱枫：黎明前的牺牲
朱枫
1946年夏天，朱枫送朱晓枫去解放区，成为永别。朱晓枫对母亲最后的回忆是：“我站在吴淞口，一艘很小的船头上，跟母亲挥手，我特别开心，母亲也是。”从1946年到1949年8月，朱晓枫和母亲完全失去了联系。
香港合众公司是华东局的下属企业，朱枫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那里工作，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。朱枫的主要工作是陪伴他们回归大陆。
1949年5月上海解放，朱晓光随中宣部的南下工作组，代表中央出版委员会在上海筹建新华书店，上海的一家人团聚，只等朱枫归来。朱枫给朱晓光的信件中情感细腻真挚：“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，五岱洋种菜挑粪，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，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……是那样温情的……”朱晓光回信：“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。”
前夫陈绶卿的两个女儿中，陈宜一直和朱枫生活在一起，而陈莲芳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各地。1949年五六月间，陈莲芳给香港的朱枫写信，说自己刚生了孩子，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。这封信成为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。
朱枫到台湾去传递情报的任务，是万景光的选择，万景光的岳父是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，在香港有非常多的上层关系。两个人的见面很偶然，1949年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手下的副手刘人寿上船，与万相遇。1947年万景光把上海局的联络点建立在了香港，1949年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取得联系，两个人本来靠吴石的副官聂曦送情报，但随着时局变化，这样做的风险越来越大。
新知书店徐雪寒在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朱枫来信，说她奉命将去台湾。朱枫去台湾看起来是那样的轻描淡写，只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，很容易就办好了岳母赴台的证件。船停靠在基隆，朱枫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上的事的名义，找到了当时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省委书记蔡孝乾。蔡孝乾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台湾人，少年就来到上海，组建了台湾共产党。
自12月初，朱枫每周六以“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”的名义，来吴石家取情报，周日再送给蔡孝乾。一共7次会面，在后来国民党公布的资料中，这些情报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、驻地、飞机种类、架数等记录，炮兵团、战车团的数量，装备大炮、坦克多少以及很多官兵人数、长官名册、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。
朱枫（前排左二）等人在法庭受审
出于热心，朱枫又接受了蔡孝乾的私人委托，帮忙把蔡孝乾的妻妹送回大陆。吴石着副将聂曦办理，然而就是这张由聂曦签发的假证件暴露了吴石，尽管蔡孝乾并没有供出吴石，吴石和聂曦还是被逮捕枪决。吴石在1947年就开始给共产党提供军事情报，1973年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将吴石将军追认烈士，是周总理临终前“对不起”的两个人之一，另一个是张学良。
1月14日朱枫寄出了最后一封信，她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，“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”。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，他的叛变造成了台湾共产党被一网打尽。朱枫其实1月27日已经被吴石用军用飞机送回了浙江的舟山定海。朱家在舟山虽然有亲戚，但朱枫住进了最东边沈家门的存济医院。当时解放区与未解放区近在咫尺，但海路却被严密封锁。2月18日朱枫在医院被捕，暂时被关进定海看守所。
2月26日朱枫在定海看守所吞金，27日起陷入昏迷，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。
■ 郭汝瑰：国军名将杜聿明临死逼问他——你是不是共产党？
郭汝瑰
1948年底，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爆发。当时，国民党国防部长何应钦制定了作战方案，送蒋介石审批后，下达给有关国民党部队执行。然而，这个作战方案还未送达国民党部队，就被一位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特工送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。这就是说，解放军比国民党部队还更早就知道了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作战方案。
这位中共特工叫郭汝瑰。
郭汝瑰是四川铜梁人，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。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此后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。1930年，郭汝瑰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，回国后进入陆军大学进修。抗战爆发后，郭汝瑰受到陈诚的赏识，被纳入心腹。
内战中，郭汝瑰被提拔为国防部作战厅长。期间，郭汝瑰与中共重新建立了联系，源源不断地将绝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，并在敌人堡垒内部瓦解敌军，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屡建奇功。
不过，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，早有人暗中察觉。这人就是国军名将，时任徐州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的杜聿明。
1948年春，郭汝瑰刚被提拔为国防部作战厅长，杜聿明就对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说，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，反对他任作战厅厅长。
顾祝同自然不信，反而批评杜聿明，让他不要疑神疑鬼。
杜聿明知道自己搞不掉郭汝瑰，也不敢相信他。所以，他不但不让郭汝瑰参与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，自己的作战方案也不给郭汝瑰知道。如果被郭汝瑰知道，他就放弃原方案，不予执行。
杜聿明还特别警惕郭汝瑰。当他在国防部向顾祝同汇报工作时，如果郭汝瑰在场，他就不做汇报。顾祝同看到杜聿明这个样子，就劝说，黄埔学生之间不要闹内讧。因为局势已经到这地步了，自己人再闹内讧，就再没办法了。
顾祝同是黄埔军校的战术教官。而杜聿明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，郭汝瑰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。他们有师生之谊，因此顾祝同有此一说。
杜聿明见顾祝同毫不怀疑郭汝瑰，就转而直接向蒋介石反映情况。可是，蒋介石早就将郭汝瑰视为手下难得的“军界精英”，非常信任。加上杜聿明手中确实没有证据，所以，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杜聿明的话当回事。
那么，既然杜聿明根本就没有证据，他凭什么说郭汝瑰是中共打入国民党的特工呢？
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。原来，杜聿明对蒋介石说：郭汝瑰生活简朴，作风廉洁，比我还简朴廉洁，一看就是共产党员。
蒋介石生气了：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国民党里面，就都是贪污犯了嘛，廉洁就是国民党，就是共产党吗？
杜聿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。但他对郭汝瑰的怀疑，一直没有停止过。
1949年，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，进入战犯管理所，接受长达10年的改造。1959年12月4日，杜聿明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，获得特赦，还做了全国政协委员。
1981年5月7日，杜聿明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。逝世前，郭汝瑰前去探望，杜聿明抓住郭汝瑰的手说：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？
这时候，郭汝瑰的身份仍然没有公开，所以他只能告诉杜聿明：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。不知道这样的回答，杜聿明满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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